杨明瑞说道：“县长啊，吕主任啊，有高血压，只要不吃药，血压就上去了。据说中午的时候啊，血压就不行了，倒在了岗位上 ，让县委办的同志开车送到县里医院的。”

我心里暗道：“这个吕连群，倒也是个滑头，看来也是战略性的养病去了！”

我说道：“好吧，抽个时间，政府还是要慰问一下吕连群同志。韩主任，你记一下，到时候，我亲自去一趟！”

曹伟兵道：“县长啊，明天书记调研，你去不去！”

我端起茶杯喝了口水道：“明天？书记没通知我，我就不主动申请去了。”

曹伟兵继续道：“我看，干脆啊让书记把城关镇的一把手兼了算了，一人发一个扫帚，天天去扫地！”

县委书记丁洪涛最近在各种场合，包括常委会上，都反复强调要“美化县城”，提升东洪形象，提出要给主要街道两旁的墙面统一刷白，还要在县城入口搞个像样的牌楼。

这事在县里干部中私下议论不少，尤其是一些乡镇干部，觉得县里财政刚缓过点劲，不想着给干部补发点拖欠的工资，却要搞这些“面子工程”、“刷白工程”，颇有微词。曹伟兵性格直爽，藏不住话，在我面前就忍不住流露出来了。

但我不能让他这种情绪蔓延，更不能表态支持。丁洪涛是县委书记，是班子的一把手，虽然不能直接任免副县长，但在干部使用、重大事项决策上有很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。我必须既要维护班子的表面团结，服从大局，也要提醒曹伟兵注意说话的分寸和场合。

我正色道：“伟兵啊，你的辛苦和成绩，县委、县政府都看在眼里，我心里也有一本账。不过，有些话，在我这里说说就算了，出去了千万要注意影响，注意团结。在公开场合，还是要多从积极方面去理解，多谈如何结合实际落实好，少议论甚至不议论该不该搞、值不值得搞的问题。这是政治纪律。”

曹伟兵不以为然地撇撇嘴，又点上一支烟：“县长，不是我多嘴发牢骚。他丁书记在大会上说得清楚，就是要县财政拿钱出来刷墙。现在这光景，钱这么紧张，不想着怎么保运转、保民生，却要搞这个……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钱到底退不退，收了又退，下面乡镇的同志意见很大，也就是不敢当面说罢了。”

曹伟兵在东洪八贤的提法淡化之后，已经是本土干部里年轻的老资格，说话有时确实不太顾忌。

我又委婉地提醒了他两句，两人走了之后，我又批了几份文件，看看墙上的挂钟，时针已经指向六点。韩俊适时地进来提醒：“县长，招待所那边，您看是现在过去，还是再等一会儿？”

我想了想说：“现在过去吧，难得今天有点空闲。韩主任啊，饭菜安排简单点，就我们几个，不要声张。”

韩俊马上点头：“县长，我明白，就跟招待所食堂交代了，做几个家常小炒，弄条咱们本地的黄河鲤鱼，再弄个豆腐汤，酒还是要准备吧。”

在酒桌上，借着几分酒意，可能更容易交流真实想法。“酒……还是备一点吧，高粱红就行。”我特意叮嘱。

“好的，县长，我这就去安排。”韩俊应声出去了。

出门之后，车子缓缓驶出县政府大院。九十年代初的东洪县城，傍晚时分显得安宁而缓慢，甚至有些寥落。骑自行车下班的人流是主要的风景，车铃声响成一片。路边有老人坐在马扎上抽烟聊天，有妇女提着菜篮子或牵着孩子匆匆往家赶。

不少临街的住户，把从地里收获的玉米棒子摊在门前的水泥路或柏油路上晾晒，金灿灿的一片，占去了半边路面。

谢白山小心地按着喇叭，缓慢避让。这景象既透着民风的淳朴，也透露着发展的滞后，提醒着我，尽管县城在慢慢变化，但居住在这里的很多人，他们的根还在农村，生活与土地依然紧密相连。农业生产，仍然是大多数东洪人安身立命、获取温饱的根本。

车子稳稳停在县委招待所门口。田嘉明和公安局政委万金勇已经等在门口路边的梧桐树下了，两人都抽着烟。

万金勇眼尖，看到我的车，赶紧用胳膊碰了碰田嘉明，两人几乎同时把烟头扔在地上，用脚踩灭。田嘉明还下意识地抬手在袖口上擦了擦。没等他们过来开门，我已经自己推门下车。

我笑着打趣道，试图让气氛轻松些：“田书记，万政委，你们这两位公安系统的领导，可是在带头违反规定啊，随地扔烟头，这跟我们丁书记提倡的‘美化县城’的精神可不符哦。”

两人都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。田嘉明用脚把地上的烟头踢到旁边的冬青树丛里，讪笑着说：“县长，您眼睛真尖。不过，看不见，看不见就没这事了嘛，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