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侦查员当即去找王某。打眼一看，这人身高顶多一米六，瘦小单薄，跟画像里那个一米七以上的中等身材差了十万八千里。再看脸上、手上，干干净净，没疤没伤。单从外貌体征来看，实在不像能跟练过武术的老邢头搏斗成那样的人。
但侦查员也没轻易放过他。万一有人故意穿大鞋呢？万一身高不够、鞋码凑呢？问他案发时间在干什么，王某说，下午五点多他去地里挖山药了。河北人说的山药，不是那种细长的铁棍山药，而是红薯地瓜。他挖完红薯，就跟他大哥一块儿回了家，到家看见妈正在做饭，吃了饭再没出门。
王某的妈也证实了这番话。可问题在于，除了他妈，没人能证明他那段时间到底在不在家。他大哥说是一块回的，但进了院门之后的事，谁也说不清。
侦查员又盯着他的脚看。王某脚上正好穿着一双橡胶底波浪纹布鞋，问多大码的，他说四十号。侦查员看了看他鞋底的纹路，比了比现场拓印下来的鞋印，尺码明显对不上。二十六厘米是四十二码，他这四十号差着一大截呢。
这头暂时搁下了。北杨家庄村有两千多口人，周围还有三四个村子，年龄、身高、体态符合画像的男性少说也有几百个，一个接一个地查过去，工作量跟蚂蚁啃骨头似的。
案发后没几天，侦查员在邻村发现了一个叫张某的男人。这人往那儿一站，民警心里就激灵了一下。三十来岁，一米七出头，身板宽厚，看着就壮实，跟画像里那个推测的凶手形象像了个七八成。再一问，张某确实有一双橡胶底布鞋，四十二码，“民路宝”的牌子。
民警当时就让他把鞋拿来。翻过鞋底，三个字清清楚楚，一个都没磨掉，跟现场那枚残缺的“民”字对不上。张某的老婆也证明案发当天傍晚他一直在家里，没出过门。邻居还作证说，那天傍晚张某的哥哥来过，走的时候张某送出门，他还打了个招呼。嫌疑排除。
接着又查了二三十个相似条件的，要么鞋码不对，要么有人证，要么身上没伤，一个一个都排掉了。
二十五到三十五岁这个年龄段的男性，几乎过了个遍，愣是没捞着一条实打实的线索。
侦查员们有点坐不住了。有人开始嘀咕，是不是一开始定的范围就错了？但广宗县公安局当时的李局长拍板，说方向没错，偷白菜引发冲突、熟人作案这个逻辑是立得住的。但画像毕竟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他提议，把年龄范围往上扩一扩，从三十五岁扩到四十五岁。
新一轮排查马上铺开。重点放在了那些身上带伤的人身上。
这一回，一个姓居的四十多岁村民闯进了警方的视线。居某住在邻村，侦查员上门的时候，一眼就看见他右手大拇指包着纱布，还缝了两针。
侦查员问他手怎么伤的。居某说，自己除了种地，还在附近村子倒腾点树木生意，案发前一天去邻县伐树，不小心被树枝划了个口子，去县医院急诊缝的针。
问他案发时间在哪儿，他说在家，老婆能证明。
又是老婆证明。但这次侦查员多留了个心眼。目测一下，居某的身高、体型确实跟画像比较吻合。更关键的是，他家院子里停着一辆电动车，轮胎花纹跟现场留下的那道车轮印记粗略一看，尺寸和纹路走向都对得上。
疑点一下子重了。
警方没有急着动手，而是先去找居某伐树的工友核实。工友说那天伐树不假，但手是怎么伤的，几个人都摇头说没看见。又跑到广宗县人民医院急诊室调就诊记录，护士长翻出登记簿一看——居某来缝针的时间，是案发当天晚上九点多，根本不是他说的案发前一天。
这个时间差太微妙了。从案发现场到县医院，大约二十五公里。如果骑那种老式的、速度慢吞吞的电动车，再加上天黑路滑、大雾弥漫，少说也得两个多小时。如果凶手五点多到七点多之间杀了人，处理完现场，再往县医院赶，正好差不多九点多到。
时间严丝合缝地卡上了。
侦查员再次找到居某，问他有没有那种橡胶底布鞋。居某说有，但码数不对，是四十号的。鞋底“民路宝”三个字倒是齐全，没有磨损。
鞋对不上，但时间对上了，伤对上了，电动车也对上了。难道是换了一双鞋作案？可如果真是临时起意偷白菜引发的冲突，哪来的时间换鞋？
这个弯子还没绕过来，另一个消息又来了，最早被怀疑的王某，他那个常年在贵州打工的二哥突然回来了，而且说要带王某走。
王某之前就在警方的怀疑名单上，始终没被彻底排除。现在二哥大老远跑回来，偏偏挑在案发之后，说是要带弟弟去贵州打工。这不像是畏罪潜逃吗？
侦查员心急火燎地赶到王某家，推门一看，王某还在。问起来，他说自己考虑了一下，北方人适应不了贵州的潮气，又丢不下老娘一个人在家，就没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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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话说得合情合理，村民们也都说王某孝顺老实，就是闷了点。但侦查员总觉得哪儿不对劲，像有一根刺扎在肉里，摸得着却拔不出来。
黄金破案期，一周。一周之内拿不下来，后面的难度就像登山爬到半腰断了绳子。案子拖了十来天，二十五到三十五查了，三十五到四十五也查了，前前后后筛了一千多号人，一个确凿的嫌疑人都没锁住。
这时候局里又开了次碰头会。有人提出，老邢头六十多岁了，身体好，从小习武，能跟他搏斗成那样的人，未必非得是年轻人。万一凶手也是五十多岁、六十来岁的壮年呢？再扩吧，扩到六十岁。
侦查员们咬咬牙，又开始了一轮更大范围的摸排。
那天傍晚，几个人走进了北杨家庄村老黄家的院子。老黄五十多岁，平时在山药地里给人打工。还没进院门，侦查员先注意到了邻居家墙头挂着一个摄像头，镜头正好对着老黄家的大门。那年头农村自装监控的还不多，这东西新鲜得很，也金贵得很。
问老黄案发那天傍晚在哪儿。老黄说，下午五点来钟挖完山药就回家了，之后一直没出去。问他谁能证明，他说老婆能证明。
侦查员转头问他老婆。他老婆皱着眉头想了半天，支支吾吾地说，记不清了，那天好像……又好像不是……
记不清可不行。时间、空间，这是定案的两条腿，缺一条都站不稳。侦查员立刻去邻居家调监控。邻居挺配合，把存储卡拔下来插到电脑上，众人凑在屏幕前，眼睛都不敢眨，一帧一帧地看。
从傍晚五点看到六点，六点看到七点，老黄家那扇漆皮剥落的铁门一直关着，没人进出。一直看到晚上十点零几分，屏幕上才出现一个黑影，推着自行车晃晃悠悠进了院门。
老黄撒了谎。
侦查员又赶到他打工的那片山药地。雇主说，老黄确实是五点下的班，从他家到地里骑自行车也就十来分钟。五点下班，十点到家，中间四个多钟头凭空消失了。
这回再问老黄，他还是咬死了说回家了。直到侦查员把监控截图拍在桌子上，他才蔫了，脸色灰白，半晌才嘟囔出一句：那天我……去打麻将了。
他说怕警察知道他赌博，罚他的钱，所以编了个谎。找牌友一核实，还真有这么回事，四个人凑了一桌，打到夜里九点多才散。嫌疑又排除了。
四十五到六十这茬人也过了筛子，加上之前那一千五六百人，总数快奔着两千去了。可凶手仍旧像藏在雾里，看得见影子，抓不着人。
案子卡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整个专案组的气压都低得吓人。刑警们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闭上眼睛就是老邢头那张惨白的脸，和家属那双盼着破案的眼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