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顶山，一九七几年。村子不大，百十来户人家，四周是连绵的土坡和干裂的庄稼地。村口有一棵老槐树，树干粗得两个人都抱不过来，树底下压着一块青石板，夏天的时候孩子们喜欢坐在上面吃西瓜。村子里有个年轻的媳妇，叫刘桂兰，嫁过来不到三年，孩子才九个月大，白白胖胖的，见人就笑。
她男人叫王大柱，在矿上干活。那几年大队组织劳力去矿上挖煤，补助高，还能多记工分，村里好些青壮年都去了。王大柱走的那天，天还没亮，刘桂兰抱着孩子送到村口，王大柱蹲下来亲了亲孩子的脸，说：“等爹回来给你买糖。”孩子咿咿呀呀地伸手抓他的鼻子，他笑了一声，扛起铺盖卷就走了。
两个多月后，矿上出了事故。瓦斯爆炸，死了五六个人，王大柱也在里面。消息传回村里那天，刘桂兰正坐在门槛上给孩子喂米糊。村支书带着两个民兵站在她家门口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刘桂兰抬头问：“咋了？大柱咋了？”支书张了张嘴，把一张纸递过去。她不识字，就那么看着那张纸，忽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，手里的碗掉在地上，米糊溅了一地。
出殡那天，刘桂兰没哭，也没闹，就抱着孩子坐在灵堂里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棺材。王大柱的娘哭得晕过去好几次，被人搀回了屋。第四天下午，刘桂兰忽然开始说胡话了。她坐在院子里，嘴里嘀嘀咕咕地说着王大柱小时候的事，说他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王大柱穿什么衣裳，说他们俩结婚那天王大柱喝多了摔了个跟头。说着说着又笑，笑完了又哭。村里人觉得不对劲，说她中了邪，请了几个跳大神的来。那些大神又是烧香又是念咒，有人拿香灰兑了水灌她喝，还有人用钢针扎她的舌头。折腾了七八天，刘桂兰彻底疯了。
疯到什么程度呢？她开始不穿衣服了。大冬天的，她光着身子在村里走来走去，身上的皮肤冻得发青，头发里结满了草屑和泥块。她怀里始终抱着那个九个月大的孩子。孩子饿得直哭，她也不喂，就那么抱着，嘴里哼哼唧唧地念：“向东走，向西走，怎么走也出不了村口……”那调子又长又慢，像唱戏，又像念经。村里的女人们看不下去，拿了旧衣裳想给她披上，她扭头就跑，跑的时候把怀里的孩子攥得紧紧的，哭得更凶了。后来也就没人敢靠近她了。
又过了些日子，有一天清早，天还没全亮，村里一个早起的男人去挑水，走到村口那条小河沟边上，脚下一滑，低头一看——沟里趴着一个人。那人头朝下栽在浅水里，半边身子陷在泥里，头发漂在水面上，黑乎乎的一团。男人吓得喊了一声，连滚带爬地跑回村叫人。大家赶来一看，是刘桂兰。她怀里还抱着那个孩子，两只胳膊箍得死紧，掰都掰不开。那河沟浅得很，连三岁小孩站进去都只没到膝盖，谁也说不清她是怎么淹死的。有人说她是晚上看不清路滑倒的，有人说她是自己栽进去的，还有人说她根本没死，是那个孩子把她拽下去的。大家七手八脚把母子俩捞起来，找了个荒地挖了个坑，草草埋了。那个坑不大，两个人都放不下，只好让孩子靠着大人的胸口，用土盖住了。
村里人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可二十多天后，村里一个老太太半夜起来上厕所，听见院门口有小孩哭。那哭声细细的，远远的，像是风吹出来的，又像是从土里钻出来的。老太太心善，以为是哪家的孩子走丢了，披上棉袄走到院门口，手刚搭上门栓，忽然从门缝里看见一张脸——刘桂兰的脸。她光着身子，怀里抱着孩子，就直挺挺地站在门外。老太太吓得一口气没上来，当场昏了过去。第二天醒来，她把这事跟儿媳妇说了。儿媳妇又跟隔壁说了。隔壁又跟巷尾说了。不到三天，半个村子都知道了。
又过了十来天，一天夜里三点多，半个村子的人都被一阵声音吵醒了。一个女人在唱歌。那声音拖得长长的，又冷又细，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，在村子里的土路上一圈一圈地飘：“向东走，向西走，怎么走也出不了村口……孩子跟着妈妈走，老公跟在我后头……”有人壮着胆子从窗户缝里往外看。月光底下，一个白花花的人影抱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，在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转圈。转了一圈又一圈，孩子哭一声，她哼一句，哭一声，哼一句。直到天快亮了，那人影才晃晃悠悠地消失在村外的土坡后面。
从那以后，刘桂兰隔三差五就出来。有时候在村东头唱歌，有时候在村西头哭，有时候就站在某户人家的院墙外面，一动不动地站着。村里人天一黑就不敢出门了，连狗都不敢叫了。谁家要是晚上没关好院门，第二天准会有人说看见她站在院子里。
村里几个年轻人不服气，组了一支巡逻队，每人手里举着火把，拎着棍子，天一擦黑就满村转悠。巡逻队一出来，那女人确实没再出现过。可巡逻队坚持了半个多月就散了——大男人们都要下地干活，不能天天夜里不睡觉。巡逻队一散，她又回来了。这回更勤了。有人说看见她坐在井台边上，两条腿悬在井口上面晃荡。有人说听见她趴在自家窗户上拍玻璃，一下一下的，像在敲门，又像在叫谁的名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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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里有个读过几年私塾的老头儿，姓孙，六十多岁，头发白了大半。他把几个村干部叫到自己家里，关上门，抽了一袋烟，慢悠悠地说：“这事儿你们硬拦是拦不住的。那个女的是冤死的，心里有怨气。你们得给她找个安身的地方，让她坐下来，歇下来，她就不闹了。”村干部问他怎么办。孙大爷说：“在村中间盖个小庙，供上土地爷。庙门朝着村口那棵老槐树，让她能看见她家男人的坟。”大伙儿商量了一晚上，同意了。
第二天开始，家家户户出劳力，大队出砖瓦木料。不到一个月，一座青砖小庙在村中间立了起来，庙门正对着村口那棵老槐树。上梁那天，村里拉鞭放炮，跟过年似的。几个老人在庙门口烧了纸钱，念了经，把一碟子馒头摆在香案上。说来也怪，从那以后，那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村里人渐渐又敢在夜里出门了，孩子也敢在外面玩到天黑了。那棵老槐树还在，树底下那块青石板还在。夏天的时候，村里的孩子还是
平顶山，一九七几年。村子不大，百十来户人家，四周是连绵的土坡和干裂的庄稼地。村口有一棵老槐树，树干粗得两个人都抱不过来，树底下压着一块青石板，夏天的时候孩子们喜欢坐在上面吃西瓜。村子里有个年轻的媳妇，叫刘桂兰，嫁过来不到三年，孩子才九个月大，白白胖胖的，见人就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