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2年4月17日，深夜。

京都，五星级酒店。

我站在酒店楼下，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手提箱。

箱子很重，里面装着梦想集团押注的拳头产品，P1项目的核心研发资料。

明天就是梦想集团的第二次重组会议。

父亲杨远清被捕了，这辈子，出来无望。

爷爷杨守业在重症监护室，时日无多。

梦想集团在杨帆的步步紧逼下，马上就要改弦易张。

而我——

我将一无所有。

所以我选择为自己拼一把，拼最后一把。

电梯上行的三十秒里，我看着镜面墙壁里的自己。

高跟鞋，香奈儿套装，珍珠耳环。还是那副精英模样。

可我知道，这副皮囊下面，已经空了。

像一只被掏空的蚌，只剩下坚硬的壳，和里面那点可怜的、发臭的软肉。

镜子里的人对我扯了下嘴角，那弧度得体，却毫无温度。

我移开视线，不敢再看她。

——

我叫杨静怡。

出生在杨家，母亲是京都赵家的女儿，叫宋清欢。

父亲是梦想集团的董事长，叫杨远清。

这个开局，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，都算得上含着金汤匙。

我小时候住的房间，比别人的房子还大，房间里摆着一架三角钢琴，虽然我从来不会弹。

来家里做客的人弯着腰跟我说话，嘴里说着大小姐真漂亮、大小姐真聪明。

我听多了，就信了。

我以为这个世界就是围着我转的，所有人都该对我低头。

六岁那年，父亲第一次带我去公司。

我站在会议室门口，看着父亲坐在长桌的一端，所有人都对他低着头。

他开口说话的时候，没人敢插嘴。

他每说一句，就有人点头，有人拿笔飞快地记，有人诚惶诚恐地应。

那一刻我觉得他好威风。

也是那一刻，我决定了一件事。

总有一天，我也要坐上去。

坐上那个位置。

——

十二岁那年，我的人生被劈成了两半。

先是弟弟丢了，接着后来母亲疯了似的到处找。

再后来，母亲不哭了，不闹了，安静了，可她却死了。

怎么死的，家里没人告诉我，只说是意外。

我站在葬礼上，穿着一身黑衣，看着母亲的遗像，胸口像被人掏空了一块。

父亲站在我身边，他对我说：你是长女，以后要撑起这个家。

我努力点了点头。

那年我十二岁，咬着嘴唇，把眼泪咽回去。

可是葬礼第二天。

父亲领着一个女人进了门，身后跟着一个跟杨帆同龄的男孩。

女人叫薛玲荣，男孩叫杨旭。

父亲站在客厅里，平静地宣布：以后她就是你妈。

我不理解。

不理解一个昨天在葬礼上痛哭流涕的人，为什么转头就让我喊别人妈。

我站在楼梯上，看着父亲，看着那个女人，看着那个男孩。

他们站在客厅中间，像一张全家福。

而我和杨静姝，就这么站到了画面之外。

那天晚上。

我坐在自己房间里，把母亲的照片从相框里取出来，看了很久。

照片上的母亲笑着，眼睛弯弯的，嘴角有浅浅的梨涡。

我伸手摸了摸她的脸，玻璃面又凉又滑。

然后我把照片锁进了抽屉。

我没有哭，因为哭没有用。

母亲已经死了，弟弟找不到了，父亲领了别的女人进门。

从今往后，这个家没有人会护着我和妹妹，也没有人会替我做主。

我要学的是怎么活下去。

找到弟弟，照顾好妹妹。

——

一个月后，警察来家里，说杨帆彻底找不到了。

我听警察说完，然后转过身，上楼收拾行李。

第二天，我带着妹妹杨静姝，坐上了去京都的火车。

我要去找赵家，找外祖父，让他们替母亲主持公道，让他们把那个女人赶出杨家。

但京都太大了。

小时候虽然跟着父亲来过几趟赵家，但都有司机，我不知道赵家在哪。

后来我们迷路了，被公安送回了家。

回家的火车上，静姝蜷在座椅上睡着了。

我看着那张跟母亲有七分像的脸，心里升起了恨。

我告诉自己，杨静怡，你要记住今天。

记住那个对母亲无动于衷的赵家，记住那个抢走你母亲位置的女人。

记住那个辜负了你母亲的男人。

你要记住，然后活下去。

回了金陵那个不属于我们的家后。

薛玲荣表面对我们客客气气的，但那客气里带着距离，带着提防。

父亲对我们越来越冷淡，偶尔问一句功课，点点头，然后转头去关心杨旭。

杨旭很调皮，三天两头闯祸，但并不妨碍父亲对他的宠爱。

他经常带着杨旭出席各种场合，逢人便说这是我儿子，语气里全是骄傲。

我有时站在旁边，像个透明人。

十五岁那年暑假，我进梦想集团实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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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天早上第一个到，最后一个走，比谁都努力，比谁都拼命。

因为我知道，如果不拼命，这个家永远不会属于我。

我是女儿，但不是儿子。

性别之差，却是天和地的区别对待。

有一天晚上加班到很晚，我走出公司大门，看见父亲的专车停在门口。

车门打开，父亲牵着杨旭的手走出来。

杨旭手里举着一个冰淇淋，笑得一脸灿烂。

父亲弯下腰，把杨旭抱起来，上了车。

车子从我面前开过去，车窗没有摇下来，父亲没有看到我。

或者说，他看到了，但并不在意。

那天晚上我坐在自己房间里，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。

我打开母亲的抽屉，拿出那张照片，贴在胸口，像贴一块冰冷的膏药。

我说，如果你还在，会不会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

没有人回答。

只有窗外的风，吹得窗帘猎猎作响。

——

十八岁那年，父亲把家里的一切交给了薛玲荣。

我争过，吵过，拍过桌子，摔过杯子，但最终，我输了。

薛玲荣坐在沙发上，翘着二郎腿，端着茶杯，笑眯眯地看着我，说：

静怡，你一个女孩子，何必这么辛苦呢？以后嫁个好人家，不比什么都强？

我看着她那张脸，胃里一阵翻涌，几乎要当场吐出来。

我转过身，走出客厅，走进自己房间，开始收拾行李。

我要出国。

我要学金融，学管理，学所有能让我变强的东西。

只要我还是杨远清的女儿，还是薛玲荣的眼中钉，我就必须比所有人都狠。

否则，我连活下来的资格都没有。

临行前一天，我去了母亲的墓地。

墓园很安静，松柏葱郁，风吹过的时候，像有人在低声说话。

我蹲下来，把一束花放在墓碑前，看着墓碑上母亲的照片。

她笑得很好看，眉眼弯弯的，像从来都没有受过苦。

我跪下来，摸了摸墓碑，说了一句：

妈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那个姓薛的女人拿走这个家。

在国外读书那些年，我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机器。

上课，图书馆，实习，考试，社交，建立人脉，拉拢资源。

我认识了很多人，也利用过很多人。

那些人里有真心对我好的，也有想从我身上捞好处的，我分不清，也懒得去分。

我只知道，我需要他们，就像需要一把梯子。

等我爬上去了，这把梯子就可以扔了。

——

高盛实习第一年，春节。